Ricardo Bofill1939年生于巴塞罗那,曾是加泰隆尼亚左翼精英团体《神圣 》(Gauche Divine)中的一员。如同那个时期的许多建筑师一样,优化城市空间,改造居住环境是Bofill长期关注的主题,而历史则是其建筑语言中常见的元素。前者让我们想到以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让普鲁维的Meudon预制住宅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前辈,都是旨在以低成本改善普罗大众的居住条件;而后者,对历史的追溯及从中提炼出的几何元素不免让我们联想到阿尔多罗西及其城市建筑学。
因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建设的关注,Bofill曾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合作推进住宅设计及城市规划。七十年代,为响应法国新城镇建设的需要,Bofill又将团队带到了巴黎。纪念性(即法语中的Monumentalité),是他在法国的作品中时常提及的概念,Espace d’Abraxas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 《人民的宫殿》 、《被居住的纪念碑》。
建筑共包含约610个居住单元,大部分位于三个主体之中 : 拱门,剧院,及宫殿, 共47000平方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相当大的尺度——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也仅包含了337个公寓。Bofill的野心是创造一个纪念性的空间,一个城市剧场,而细节处则借鉴了法国古典建筑及19世纪乌托邦式建筑构想的前辈Ledoux和Boullée。
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个项目中,Bofill率先使用了当时在法国还不普及的预制混凝土技术。独特的风格,巨大的体量,创新的技术,在当时这座建筑的出现是对法国新城镇建设的最佳注解,各大杂志均予以报导,人们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它的诞生。
说到六七十年代的乌托邦构想,其实并不属于Bofill一个人,现在再回头看那个时代,更觉如梦似幻。从荷兰的Constant Nieuwenhuys,法国的Yona Friedman,英国的Archigram,意大利的Superstudio,甚至再到日本的新陈代谢,全世界的建筑师们仿佛都一头扎进了未来乌托邦的幻境之中 。
从新巴比伦规划到Plug-in City, 这些方案在今天看来仍是那么疯狂,新鲜,充满了野心与想象力,也因此注定了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停留于纸上,Bofill可谓极少数有魄力和能力将他的乌托邦之梦落地实施的,然而这梦想照进现实的滋味却伴随着苦涩。
法国世界报在2014年采访了这里的居民,得出的结论是 : 不管Bofill的初衷为何,最终人们在这里的生活与他所反对的那些传统法国郊区集合住宅并无二致。破败的建筑立面,无人打理的绿化空间,压抑的生活氛围,都令这里的居民们痛心。
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或许可以归结于建筑本身,然而很大一部分却又是建筑和建筑师都无能为力的。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中,我们听到了对建筑本身的诟病,譬如在住宅中使用了过多混凝土材料,过于宏伟和纪念性过强的建筑风格都令人觉得不够 “宜居” ;另一方面,也有受访的居民对建筑本身并无异议,却在抱怨政府的长期缺乏维护使得这里变得破败,周边的配套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此处居民的素质等 。有居民直言不讳道 : “自那些社会保障房里的居民住进来后,一切都变了”,不禁让人们想到在中国一些人对回迁房居民素质的疑虑。
近年来,政府醉心于新的城市规划的美好愿景,早已将这座不合时宜的建筑弃如敝屣。在新的Noisy-Le-Grand规划方案中,此处将建立两个国际学校,并通过景观设计等多方面的改造,力图营造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新城镇景象,于是这座二十世纪的纪念碑在这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政府因此曾计划将其夷为平地,不想却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三幢大楼里的居民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保卫Abraxas的机构,也是这个机构,每年自费对大楼进行维护和修缮,承担了本应是当地政府承担的义务。这座二十世纪名躁一时的明星建筑,到了今天却仿佛被遗弃了,除了住在这里的居民自己,似乎已没有人再在乎它的生死。
尽管拆除计划暂时被搁浅,Abraxas的问题依旧迫在眉睫,如果不能得到维护修缮并与时俱进地自我提升,这一建筑,乃至周边地区的衰落是迟早的事。毁灭还是重生,这是许多已然老化的法国集合住宅面临的问题。法国本土各界人士也都各持己见,主拆派和主修派僵持不下。这其中,既有整栋整栋的住宅楼被无情炸毁拆除,也有著名建筑事务所Lacaton Vassal的柔性改造案例。
拆或留,是综合了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当地的城市更新方针,不同方案的改造成本等各方因素后做出的决定,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毫无疑问法国今天在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对未来中国将要面对的高层建筑的维护改善问题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回到这座建筑本身,正如当电影《妙想天开》中的男主角在决定与权利机器抗衡时,即使我们都明白等待他的十有八九是失败,却依然不会否定他的选择。在Espace d’Abraxas这个案例中,我们同样不应该以成败定英雄,否定Bofill,乃至一代建筑师们的乌托邦幻梦。决定一个建筑的成败因素有很多,但老一辈建筑师们的社会责任心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毫无疑问是我们是应该继承的。
即便Bofill在30年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成功的改变这个世界”,其初心和勇气依然令人敬佩。或许比起一味的否定和批判,我们更多应该考虑的,是学会如何与这些特定年代的建筑遗产和谐共处,使它们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从而给予当地居民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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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徐梦溪 (城市中国特约栏目作者、法国国家注册建筑师)